童年的刘作虎曾经有过一次被遗弃的经历。他性格腼腆，不爱高谈阔论，也极少吐露那段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深圳，他告诉了我这个秘密：父亲中风卧病在床18年后，母亲选择带着大姐出走，当时自己才13岁。现在40岁的刘作虎还记得母亲离开之后的第一次年夜饭，正是那顿饭让他察觉到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我、父亲、二姐3个人坐在一间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过节，冷清清的，在过年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捂着被子哭。”原本的小康之家变得异常贫穷，刘作虎的青春期是在土豆、毛豆、萝卜干的陪伴下度过的。他调侃，自己不够高是因为童年缺乏营养所致。
另一个在创业后还反复被他记起的故事发生在17年前，当时，就读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刘作虎以年级第二的成绩被保研，但因帮人替考被校方通告。看到“取消保研，留校察看”8个字的时候，刘作虎感觉自己要被学校开除，脑袋里全是“背着褥子滚回老家的画面”，瞬间情绪失控，趴在宿舍床上哇哇大哭。
这个跌入谷底无法翻盘的画面一次次像重锤一样敲击着这名从湖北汉川走出的小镇青年，以至于在他创业最艰难阶段的每个早晨，他都会想起那段经历并感到痛苦。
被遗弃、孤独、极度恐惧失败和饥饿的经历并没有让刘作虎成为一个脆弱的人，反而使他的性格更加坚毅。不过在面对一些重大抉择和潜在危险时，他会显得更加保守和小心翼翼。
他不愿冒哪怕是“百分之一”可能的风险，在他看来“百分之一的风险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他也拒绝过在别人看来是天大利好的生意，比如，韩国第二大运营商给刚刚创立不久的一加公司开出过40万元订单，但他说：“哪怕别人拿着现金找我，这笔生意也不做，万一人家半途不要了，我的公司就会死。”
此后的采访中，我一再向刘作虎求证，童年和大学时代的经历是否对他日后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产生影响，他并没有给我正面回答。但事实是，在他创业的日子里，那些不开心的经历一次次的提醒他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如第二天，事业全毁了，我还有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勇气；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不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恰恰好先生
10月12日晚7点，印度班加罗尔，在《经济时报》主办的科技论坛上，刘作虎作为创业先锋发表演讲。上台前，刘作虎觉得自己手心冒汗，背了二十多遍的演讲稿一片空白。心想，别人上去都脱稿，自己拿着稿子岂不是很丢人，毕竟这是一场面对印度本地观众的电视直播。直到发现麦克风下有放演讲稿的提示台，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印度“经济时报创业公司大奖2015”颁奖典礼上，刘作虎作为嘉宾围绕一加在印度市场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做了演讲
旁边美国社交软件Snapchat的创始人伊万斯·皮格（Evan Spiegel）神态轻松，时不时跟名模女友米兰达·可儿（Miranda Kerr）耳语几句。作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经济时报》主办的这场科技论坛名流集聚，而在这份报纸对此次论坛的预告里，刘作虎的头像甚至比伊万斯·皮格大了一倍。
在中国，他和他的创业公司尚处于一个表现平平的状态；在印度，他则真实地感受到作为明星公司老板的待遇。尽管如此，这种荣耀也只让他的语气兴奋了几秒，随之又恢复成以往一贯冰冷、坚硬的语气。他说，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压力很大”。
这份大约5分钟的英文演讲稿，刘作虎在此前三四天的碎片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准备，前一晚临睡前还跟着公关录好的录音练习了半小时，总担心自己的中式英语出丑。在最开始发言的20秒里，讲台上，两个交叉的麦克风正好挡住他的脸，他几乎很少抬头，语调略带颤音，直到看到台下很多观众都对他的演讲抱以友好态度时，才逐渐抓住演说的节奏，把一加对于印度市场的战略、产品的发展规划一一讲完，并适时地感谢了所有该感谢的对象。
演讲前，刘作虎和其他出席嘉宾闲谈
发言稿沿袭了他以往的风格——严肃、不讲故事、以理念为主。他确实不是那种有感染力、很擅长社交的人。在巨星名流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刻意避免引起别人注意，习惯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
过去一年，这位40岁的CEO出现在这种公众场合的频率越来越低，微博、朋友圈的更新速度几乎以月为单位。
在中国的微博上，雷军的粉丝数量是1252万，罗永浩有1272万粉丝，刚刚进入手机市场的周鸿祎也拥有1075万粉丝，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是微博大V，习惯在公共舆论场中发言，一些人因为语出惊人而被大众牢记。
刘作虎拥有的微博粉丝数与这些CEO相比毫无优势，只是他们的零头——159万，一个挺没特点的数字，不够多，甚至也不够少。他自认口才欠佳，语速平稳，不带情绪，习惯说服人而不是感染人。比之于出席社交圈内活动，他更喜欢和产品经理们待在一起。公开场合，他避免谈及风口，认为风口就是投机主义，他也不喜欢《从0到1》——由彼得·蒂尔撰写的、被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视作经典的创业读本，因为这位硅谷创投人总喜欢教人以“All in”的方式对待创业。而另一位硅谷企业家本·霍洛维茨以血泪经历写作的《创业维艰》则被他反复推荐给下属阅读，以此提醒自己和下属，创业每天都是坑，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别抱太大幻想，也别有点成绩就嘚瑟。他对险中求胜的创业故事更没什么好感，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确保“公司活着”。
两年前，他辞去OPPO副总裁，创办了一加科技。当媒体们抱着极大兴趣等待他能给出一个足够有感染力的创业起因时，他却老老实实地回答：当时OPPO面临互联网冲击，老板陈明永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做一个互联网新品牌，他觉得可以，但向老板提出唯一的条件，要做就要和OPPO分开做，独立成立新公司。这不是向老板要权，而更像一次破釜沉舟的举动，他觉得，“不能让员工感觉有棵大树靠着，大家没有斗志。”
与老板谈完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决定出来创业，“说干就干。”他强调，创业也是一份工作，只是压力责任更大而已，他拒绝给创业本身涂抹太多理想主义色彩。
一加1出货量达到100万台的时候，多家媒体追问他作何感想、是否开心，他的回应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还好，压力更大了”。记者再问，“为什么你能这么快占据市场一定份额”，他说产品，然后从产品材质、外形、屏幕、软件，一路说到包豪斯设计，听得大家云里雾里。
有人赞叹他早期布局海外市场的精明战略，他笑笑，又跟人解释，哪有那么精明，最早想在海外做口碑，国内做销量，试试发现海外不错，才开始发力。
这与很多企业家成功后重新包装甚至神化自己以往的经历不同。在深圳一加公司总部脑暴会议室，刘作虎反复跟我强调，自己的创业来自于反复试错，“肯定没有一个宏伟的蓝图或者模式，你做新产品，一开始对市场其实没有底，不是你一拍脑袋觉得这样好，就真能行得通的。”
在采访他的很多媒体记者看来，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甚至有点老派的商人，为人正直，却也缺乏情趣。
他的印度合伙人维卡斯（Vikas）委婉地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的老板在性格上更具侵略性一点。刘作虎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次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自我调侃：“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很多媒体说采访完不知道怎么写我。”
在印度分公司办公室，刘作虎和一加印度市场负责人维卡斯（左）
事实上，刘作虎说，有时候自己的感性也是理性。他对每一个人谦谦有礼，却保持该有的距离。他骨子里自信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在面对陌生的领域时却常常畏怯，没有安全感。他自小敏感，对人有很强的辨识力，能瞬间看透别人的小聪明，却担心对员工考虑不周引发办公室政治。
在产能上，这位CEO理性地控制着每一次手机的出货数据；在产品上，他又天马行空地给自己的手机安装上一切他认为美的功能。
坦白说，很难说清刘作虎身上这种“恰恰好”具体是一种什么气质，性格上，他似乎在刻意追求一种平衡，但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记住“片面的深刻”。
对于这家公司现阶段所取得的成功，一加产品负责人张璇借用木桶定律来比喻老板性格与公司发展的关系——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老板是什么性格特点并不重要，没有也没关系，衡量公司发展好坏，跟木桶理论一样，最短的那根决定生死。好在公司团队也好，他也好，都没有那个最短的短板。”
在张璇看来，一加也属于“恰恰好”类型的公司，“硬件上有OPPO老东家的扶持，软件上之前跟CM合作，而当时海外市场2500元左右价位的手机市场尚属空白，创业的时机也恰恰好。”2013年12月17日，也就是在那一天，在一切都刚刚好的情况下，刘作虎成立了一加科技。
回归本质
在深圳一次创业论坛上，作为受邀嘉宾，刘作虎从自己做了17年产品的经验说起，强调创业要一步一步来，不要天天找什么蓝海，核心还是先做产品。
当时主办方拉了一个线上微信直播群，群里几个创业者立马反驳他。有人说：“你能不能讲些重点，我就是想快点上市、一夜致富，慢慢来错过了风口怎么办。”他一眼看过去，台下多是年轻人，顿时觉得自己对牛弹琴。
入行17年，刘作虎始终信奉最简单的商业逻辑——产品和服务。在热衷生造概念的互联网创业圈，他不断提醒下属，不要提什么概念，移动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回到原点，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用户的体验更便利，不管是购买体验，还是服务体验，“潮流易逝，你看两年前，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多热，现在谁还提啊？”
有次从机场出来，他看到外面一个巨幅广告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二维码，心想，这不是变态吗？谁会拿个手机去扫二维码？“互联网特别喜欢造势，越玄乎越好，O2O、P2P、P2P2P,搞得你晕头转向的。”
刚宣布成立一加公司的时候，他在微博发布了一条信息，友商一位CEO转发并留言，“欢迎OPPO加入互联网手机行列。”他一看，蒙了，做手机就手机，干吗叫做互联网手机，随口回了一句“做手机多年，还是不太懂什么是互联网手机啊，惭愧”。一帮粉丝在下面也跟着调侃这句“互联网手机”概念，对方随即删除了那条微博。
每次听到有人讲互联网思维，他都想给人驳回去，“互联网才多少年，工业革命时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发明，我怎么没听说，有蒸汽机思维呢？”刘作虎说，现在互联网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大家就觉得要颠覆整个行业，颠覆地球，这个不合常理。
这与此前他在OPPO的经历相关。他说：“当年步步高做得风生水起，阿段（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我从未听他说过什么惊人的语录，说来说去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做正确。听起来很普通，但商业不就是这样吗？把产品做好，不要欺骗消费者。”
创业一段时间的刘作虎觉得，做企业就是一场修炼，“它会把你修炼得越来越好，去掉以前你身上一些浮躁的东西，留下越来越回归本质的东西。”
印度当地时间中午12点，一加印度媒体发布会开始前，刘作虎开酒庆祝
三八线理论
“恰恰好”先生喜欢朴素、简单的商业逻辑，警惕那些浮华、炫目但空洞的概念，恰恰好的性格在他身上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严格控制着自己的言行。在他眼中，“炒作概念不会成功，那是短时间的利益，但是那不能定义为成功。”
相比亲密无间，刘作虎与人相处更喜欢亲密有间，这也是他与人打交道最舒服的距离。在营销战此起彼伏的中国手机圈内，他最忌讳互黑。他并不否认这些营销模式对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在中国，这其实是一条低成本又见效快的捷径。“但我学不会，也做不到。”在公司内部，刘作虎告诫下属，绝不攻击同行，违者走人。
刘作虎喜欢跟下属讲三八线的故事。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在课桌中间画一条三八线，告诉对方从此楚河界限，泾渭分明，互不干涉。但那根线往往有宽度，彼此都要把胳膊压到那个线才觉得不吃亏，压来压去互相指责谁又过了线，画了擦，擦了画，搞来搞去成了仇人。
“其实你放在线内也不吃亏，没必要为了一口气那样消耗，互相争这个东西，它没什么价值。”刘作虎经常拿这事提醒下属，精力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攻击别人不如做好自己。
他极少评价友商。唯一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从小米、魅族、三星到自家的手机，他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把各个产品的优劣势分析了一遍，说小米按钮模具如果能更改一下，可能更好。第二天，以《小米还是不懂硬件，雷军对产品没追求》为标题报道传开，他从手机上一看，整个人蒙了。
他的老领导、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在微信上批评他，自己的事不管好，还攻击别人。曾鼓励他创业的直属上司OPPO老总陈明永约他喝咖啡，建议他尽快给雷军道个歉，以免引起误会。刘作虎心里没底，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说，想来想去给雷军发了条短信，解释了下来龙去脉。
那件事以后，他对媒体采访变得更为谨慎。谈到这段的时候，他试探性地问旁边的公关，“这件事能说吗？”
在水军横行的中国手机列国战时代，刘作虎刻意将自己与友商保持在一个恰恰好的距离之内，绝不主动攻击，但面对挑衅，也毫不让步。
大学同窗好友周彬斌评价刘作虎像一头狮子，气场强大，在自己的领土里安静地做自己的事，不惹事，也绝不容忍侵犯。
去年7月，朋友在微信里提醒他赶紧看友商的新品发布会，刘作虎打开一看，“Baby Skin”“手感好，真TM爽”全出来了，完全复制了他在一加一代产品发布会时的台词。“靠”，他看完首先冒出这句台词，索性直接单字发了条微博。一个字发出去，短短半小时就有上千条评论，刘作虎一看，全是“虎哥挺住”“虎哥加油”。第二天，他发了一条近千字的长文，题为《为什么我要说“靠”？》，指责了友商此次营销模仿的劣迹。这是在公开场合，他唯一一次正面出击。
一年之后，我重提此事，坐在办公室的他解释：“我们不擅长营销，那个时候不还击，别人还以为是我们抄袭，那不是等死嘛。”
刘作虎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偏执，尤其在自己的产品上。他崇拜乔布斯，也一样偏爱由硬朗线条组构的包豪斯设计风格，将其称为“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他经常收集好的产品设计，电脑里存储了很多iPhone手机的主板拆解图，“里面线路板设计得像艺术品一样”。
产品经理出身的他对产品细节有种偏执的控制欲。一加1快要量产前，他拿到样机一看，总觉得屏幕不舒服，拿来模型一比对，屏幕与电池盖的高度多出了0.1毫米。他当场发飙，太丑了，必须改，态度坚决。之前他还在OPPO时，也曾因DVD内部线路排布混乱，当着工程师的面，怒摔样机。
“他是一个要求很严苛的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公关负责人李晓宁评价他，一般完成度不到90%的事情员工是不敢给他看的。
“最难管理好刘作虎的需求。”一加手机产品开发团队负责人刘丰硕吐槽，到了一加2，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要薄、拍照要好、屏幕通透度要好，“他其实就想要一款完美的产品，但现实条件不能满足他。”
一加2快完工的时候，刘作虎拿着样机，觉得太厚了，突然问刘丰硕，能不能把这个后盖去掉直接用电池板啊，你们想办法设计一下？刘丰硕想了想，说，那试试吧。
没一会儿，刘作虎跟他打电话问他，“你疯了吗？”刘丰硕回答，没有啊。
“你没疯，说明你压力还不够大啊。”刘丰硕模仿刘作虎，语气又冷又硬。
同样，他的偏执也会表现在一些小小的生活细节上。比如，几年前，他曾非常喜欢一款卡宴，流畅的设计让他有些心动，再一看，两颗尾灯，像个腰子，破坏了整体的美感。刘作虎摇摇头，眼里满是遗憾。
一加科技刚装修的时候，从家具到场地设置，每一样他都亲自设计，包括办公桌的插线槽，从中间调整到桌角，避免大家电脑线绕来绕去。
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CEO，他必须在性能导向、成本导向、idea导向和设计导向中做出选择，“没有理想化的东西，你现在的条件跟苹果不一样”。一加二代产品研发的时候，市场上的手机屏幕跟着iPhone全变成了5.5英寸的，产品负责人张璇觉得5.2英寸的更酷，更符合标准需求。刘作虎不同意，认为一代用户已经习惯5.5的屏幕，5.2英寸的未必能接受，而且5.5英寸的屏幕在市场上也更具价值和普适性，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他的视角更多是整个公司的经营和方向，行程一样，就像我们两个人开船，我会更激进，想着那条航线风景更好一些，而他是负责航线安全的。”张璇说。
没有饿死的，只有撑死的
刘作虎向我强调，他绝不是那种“All in”型的创业者，“我最讨厌赌博。”
小时候，刘作虎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卖铺，村里农闲时，一张四方桌子就摆在他的小卖铺里，一堆人叠上去就开始赌，一双双眼睛全死盯着牌和钱。几十年以后，他回忆起那一双双充满贪婪的眼神，感觉莫名厌恶。
回顾自己过去的40年，除去那一次被抓获的代考，他自认从没做过有风险的事，对于陌生的环境和事物，他从不主动出击，总是被人推一步，才会向前。创业也是一样，他谨小慎微地适应着周遭的一切，在有限的经验里，凭靠感觉往前走。
对于没有经验支撑的空白区，他常常觉得痛苦。比如预判销量。一加二代的时候，印度市场总负责人维卡斯（Vikas）曾向总部申请过20万台手机，等了一段时间，只给了2万台。
“如果印度市场可以卖100万台，刘作虎最多先给你20万，五分之一，你卖完再说，对产量他把控得非常、非常地严格。”一加印度市场营销负责人凯瑞（Karan）说。
创业以来，刘作虎最害怕预估市场销量，没有参考，完全凭感觉。一加1上市前，他一拍脑袋，下了20万单，一觉起来，发现脑袋还是紧张，“20万台手机，原材料就价值4个亿，太恐怖了。”
越想越不对劲，他就跑去跟各个部门的管理层聊天，大概意思是，“你看那谁谁谁，第一批货就卖了5000台，那个不错的品牌，第一批也只卖了1万台。”
最后，拉着管理层开了个会说，还是5万台吧，5万保险一点。其中，3万还是备料，现货就生产了2万台。裴宇找他，海外该定多少量，商量来商量去，定了1000台，还是以邀请码的形式。
在国际市场，当时只有谷歌眼镜采用过邀请码的形式，用户在一加社区吐槽，你以为你谁啊，一个创业公司还搞个邀请码，设置购买权限。裴宇苦笑，最早设定邀请码不是为了逼格，只是想试试水，而且邀请码有个最大的好处，安全，“邀请系统是为了控制风险和用户体验，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掌控这个销量，发1000个码，也有1000台机子。”
2014年4月23日，一加海外发布会当天，推特10个热点话题里，一加占据三个，官网每秒3000个访问，瞬间就挂了。6月，看着每天噌噌上涨的谷歌指数和百度指数，刘作虎信心大增，5万台迅速被一抢而空，热度不减，刘跑去跟产品部说，追个100万吧。
刘作虎和海外市场负责人裴宇（右）
到了7月中旬，关注度突然下滑。刘作虎又急了，砍单，减30万。每天绿着个脸，一开会，遇点小问题，动不动发脾气，没人敢说话，气氛压抑到冰点。那十几天，他整夜整夜失眠，想着70万台手机卖不出去怎么办，关门了怎么办。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刘作虎反复用“痛苦”一词，销量没法参考，也没法找人聊聊。“每天就闷在公司，端着个水杯，在工作区走来走去，好像一直在思考着。”他的司机蒋兴平向我回忆。
在追求高增长的制造业摸爬滚打17年，刘作虎对产量保持清醒的认识，“有时候，你是要门当户对的，不然吃不了兜着走。”几年前，美国有一家公司在中国找DVD合作商，100万的订单，先找的OPPO，后来公司商议觉得单太大，果断放弃，让另一家友商接了单。后来这家美国公司销量不佳，导致友商大量存货，没一年就倒闭了。
公司成立两年，刘作虎从未讲过什么能打点鸡血的话。去年9月，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在内部会议上，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今年有一点点盈利，比我们原来计划两年之内盈利好一点，大家继续保持。说完，又问新产品的开发问题。“内心也听不出喜悦，跟没感情的播音员讲故事一样。”刘丰硕回忆。
不会打鸡血，更不会画饼。刘皇甫来一加之前，前后跟刘作虎见了四次，两人从手机行业现状、品牌市场推广聊到互联网思维、企业文化，每次刘作虎都跟刘皇甫强调，我们是一家本分的公司。到后来，刘皇甫忍不住了，只有本分可不行，问他，你到底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你的野心是什么。刘作虎考虑了一下，一年能卖2000万吧。
当时，刘皇甫在乐视担任品牌负责人，一年管理数亿的广告招商，加上12年的从业经历，找他的创业公司不在少数。如果只是做一个一年能卖2000万台手机的公司，似乎不能满足自己的预期，他跟刘作虎坦陈。刘作虎说，我的目标当然不是这个，但我们得先达到这个目标，达到了再说下一步。
“他就完全不会画大饼，很实诚。”刘皇甫说，有其他公司CEO找他，从自己的盈利模式讲到上市，再到财务自由，虽然没心动，也被感染得挺兴奋。跟刘作虎谈完，“嗯，就这么个事，好像可以考虑一下。”
他的谨慎似乎也影响着整个团队。裴宇觉得，刘作虎带领的这个团队注定不是爆发性选手，但就像一场马拉松，他能时刻保持警惕，调整好自己的节奏，一点一点往前跑，保证足够的耐力。
不管是自己的人生，还是创业，刘作虎一直在努力让这个轨道运行在正确的方向，不出现意外的偏移。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想改变你人生的哪个部分？”结束采访前，我随口问他。
“代考吧。”在深圳凌晨的办公楼里，他脱口而出这个答案，没有丝毫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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